我们对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应怀有敬意。

唯此，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权利与规则至上的文化，人权和法治才会有希望，而这也是更好地保护弱者的根本与长久之计。这首先使问题的解决仰赖舆论的关注，而非法律，从而会刺激制造悲情甚至捏造事实以吸引眼球的做法。

我只是希望此案能获得公正审判，每个人的权利都能依法受到平等保障。上述典型案例正说明这是何等迫切。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对人权和法治的内在成本，自然更难接受——尽管表面上人权与法治已是老旧的常识。一个真正信奉人权、法治的人相信：法律不仅要保障好人的权利，也要保障坏人的权利，即使再罪大恶极的嫌犯、被告人——这正是人权和法治的要义所在。

试想，若在我国，辛普森很可能被判死以平民愤，否则必定舆论大哗。同时，这本身也是对人权和法治的忽视或无知，何尝不是用一种的恶来对付另一种的恶？非理性是会互相传染、共振的。而且《澳门民法典》第1232至1234条也规范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由此，澳门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深受葡萄牙源流影响的、对征收从（宪法性法律之外的）法律层面加以限制的制度体系。

符合目的解释标准的也只有第二种理解，因为如果第13条第3款是要授权国家自由决定征收，这一条款就根本不必通过修宪加入宪法，在没有这一条款的时候，国家同样自由决定征收的问题。[7]司法实践另外又通过判例将比例原则类型化为下列准则：[8] 第一，立法者必须尊重有财产价值的物品或权利的特性。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如新闻法第9条被宣布违宪，因为它无区别地要求任何出版人无偿地将其一份出版物上交图书馆。

赔偿应以公平地权衡公众和当事人利益而确定。参考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效仿，而是需要结合我国大陆和澳门的实际情况来探讨。

第三，立法者必须在强烈干涉财产权时，以金钱赔偿来抵偿对财产权的干涉。德国基本法保障私人所有权，既约束对所有权内容与限制的立法确认，也约束由立法或行政所实行的征收。接着考察有关条文的意义脉络，并力图促成个别法律规定事理上的一致性。可见，第6条是对私有财产一般的保护，而第103条对私有财产提供了针对征收的保护，[27]这两个条文颇类似于我国《宪法》第13条第2款和第3款。

从我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中也能够得出比例原则，它不仅约束有关所有权内容与限制的立法和有关征收的立法，而且制约了有关法律的解释。因此，下文将介绍《德国基本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做法，并分别考察我国《宪法》以及《澳门基本法》对于私有财产权提供的保障，如何影响行政法，期能对我国大陆和澳门未来有关私人财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提供镜鉴。[14]这就恰好对应了比例原则的三个要求。[10]为了符合宪法，征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11] 第一，只有议会立法才能确定将征收合法化的公共福祉，以及征收在何种前提下和为了何种目的和规划而得允许。

第103条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人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和继承的权利，以及依法征用私人和法人财产时被征用财产的所有人得到补偿的权利。为了改善经济结构或降低失业率而进行的征收，并且具有立法者对此的明确提示，就不仅仅增进私人利益。

第二，例外将被看作对常规的过度排斥，如果例外所追求的利益并未超过常规的利益。[17]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于《法学家》，第2期，2002年。

征收只能经由法律或根据法律发生，其规定赔偿的种类和程度。可见，从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及其限制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出比例原则对限制基本权利的三个要求。除了该法第1条第2款要求征收追求公益的目的外，该法第12至第14条明确规定了声明征收所追求之公益的程序，并允许利害关系人对征收之合法性和机会表达意见，从而使得征收基于的公益必须具备相当重要性，彰显了比例原则中的对称性要求。而从该款的文义上看，宪法保障所针对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还包括对立法的制约：有关征收征用的立法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且必须规整补偿问题。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制的比较，不是为了简单照搬别国做法，而是为了在了解别国经验的前提下，考察有无借鉴他国做法的可能性。[19]前引拉伦茨书，第217页。

基本法第6条和第103条，虽然不位于规定居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第3章中，但是如果参考上文对我国宪法中的相应讨论，考虑到使得财产权享受与其他基本权利同样保护的体系视角、更好地保护财产权的目的视角，财产权立法同样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如修改核能法的目的是结束对核能的商业运用，但对于运营中的核能设施则规定了剩余运营时间。

只有为了公共福祉才允许征收。综合上述解释的操作，我国《宪法》尤重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在通常情况下，《宪法》保障基本权利，只在例外情况下才限制基本权利。

也在宪法中规定了对财产权保障的德国，其学理和实践值得我们参考。[21]张千帆教授得出同样的结论，论证方式是将宪法第10条解释成国家对城市土地的所有仅仅是名义上的所有，不妨碍个人或企事业单位享有使用权，根据宪法第13条征收补偿的要求，因而应对征收土地使用权加以补偿。

正如学者所言，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蕴含着对抗国家权力不当侵害和限制自由的意味，预设了国家权力行使之例外和有限，便有比例原则保护基本权利而加诸国家之上的分寸要求。从我国宪法规范来看，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是常规，而基本权利受限是例外。行政机关以私法的组织形式履行其职能或私人行使公共职能而进行的征收，并非增进私人利益。如果说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只能宣示一种保护，具体保护还要靠具体法律来贯彻，[12]就和《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和第2款相当。

另外，根据前文得出的、限制私人财产权必须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相关立法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6]在立法者根据第1款第2句立法，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制时（这种限制并非外来和事后的，而是一开始就是财产权定义的成分），这一规整界定了新的财产权，却可能构成对根据（修法之前）旧法而存在的财产权的限制。

因此就得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例外不能将常规排斥地超过例外为追求其目的所必要的程度。[24]如学者所言，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只能谋求公共利益，如果能证明存在假公济私，则不仅导致征用之非有效，而且有关的公职人员还有可能因滥用职权而承担刑事责任。

参见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重新解读宪法第10条》，载于《中国法学》，第3期，2012年。两个地方政府对条例执行所发布的通知中，[20]都要求调换房屋不得低于最低面积标准，可以看做是在对条例第21条两种可能解释（调换房屋不做面积要求和做面积要求）之间，选择更利于被征收人从而使征收决定对其干涉更轻的解释，符合合宪解释的要求。

[5]即使财产权保护的内容主要由法秩序所塑造，这也不排除，以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衡量立法对内容之确定。第四，立法者必须在某些情形下以缓和规则和过渡规则缓解干涉。[9]它或者是由法律剥夺一定或可定人群的具体财产权，或者是由行政措施根据法律而剥夺个人的具体财产权。房屋征收部门在规定情形，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补偿因征收所造成停产停业的损失。

那么，我国《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有没有构成类似《德国基本法》那样对立法的制约呢？实际上，比例原则已经在我国法律中得到广泛承认，[13]但是，如果能够从我国《宪法》中，得出具有宪法位阶的比例原则，并明确宪法对征收的要求，将会对立法提供确切的指针。《澳门基本法》第6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

[30] 12/92/M号法律第18条第2款也规定：公正补偿的标准不是抵销征用人将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弥补征用给被征用人造成的损失，损失以被征用财产的价值计算，为此需考虑做出公益宣告时存在的事实状况和条件。[25]至于如何具体理解公益，现行法律间接有所表述：根据12/92/M号法律第3条和第5条，公共灾难、内部保安、施行本地区重整计划或公共利益的设备或基建方案，属于公益范畴。

因而，就不难理解这些有关征收的法律中所显示出的比例原则之要求。这一认识并非从德国硬搬而来，而是基于对我国《宪法》的解释，其解释的方法有四：[15]我国《宪法》相应条文的文义是，先以肯定的语气明确认可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秘密，随后才提到对这些权利的可能限制（第34、36、37、39、40条），可见，基本权利只有在宪法明文做了限制的情形，方能限制。